大家知道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其实，还有一个钱学森之问。

1991年，钱学森在北京，对来访的加州理工学院的昔日同事，弗兰克·马布尔说：“你知道，弗兰克，我们为中国付出了很多心血，人们丰衣足食，辛勤劳动，国家一天比一天进步。但是，弗兰克，他们并不幸福。”

历史学家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描绘的社会，书中的主要人物，包括万历皇帝朱翊钧、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无一人功德圆满。侧面提到的人物，如冯保、高拱、张鲸、郑贵妃等，也统统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绝非个人原因可以解释。上至天子，下至庶民，都是这种制度的牺牲品。

历史上，中国人为什么不幸福？问题的根源在于，一个历史人物，商鞅。

商鞅实为千古民贼，他的幽灵残害了二千多年来的中华民众。苏轼说，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认为商鞅之名“如蛆蝇粪秽也，言之则污口舌，书之则污简牍。”我觉得还是有说一说的必要。不然，红肿之处，艳若桃花，真有不少人以为是国粹呢。

商鞅是法家代表人物。

我们先讨论一下汉字“法”。汉字“法”有两个来源（胡适讲的），一个是“佱”，从亼从正，是模范的意思。另一个是“灋”，从水从廌，公平如水，辨识如廌，是刑罚的意思，大约是从南方苗族传到中原的。“佱”字更古老久远一些。但总体上，古人用“法”字，起初的含义是模仿（模范）。《系辞传》有“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法即模范之意。我们总是讲“敬天法祖”，法也是模仿之意。《尹文子》说，法的含义有四种表现，一是不变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是齐俗之法，能鄙同异是也；三是治众之法，礼赏刑罚是也；四是平准之法，律度权衡是也。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发展，政治变动，呈现出来的趋势，是贵族政治向君王专制政治的过渡。人口多了，社会交往复杂化了，过去仅靠“以人治人”（紧密的人身依附）的方法，遇到了困难，各诸侯国逐渐学习颁布法令治国。春秋时期，专从君王或国家的利益出发，来讨论政治的，当时称之为法术之士。这类人从为君王设计掌控国家和臣民的理官演化而来，于齐桓、晋文时为盛。战国时期，法术之士成长壮大形成了一个派别，史称法家。大体上讲，法家有三派，慎到重势（权力、权威），申不害重术（办事用人的方法的艺术，说俗点就是手腕），商鞅重法（处理政事的基本规则）。后来的代表人物、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认为，势、术、法皆帝王之具，不可偏废。势、术、法并用，国无不治。大家可以试一试，谁若胆肥，可尝试深夜读法家经典，体味一下后背嗖嗖发凉的感觉。

需要澄清一个概念。历史上法家的“法”，与现代社会法律的“法”，不是一个“法”。法家的“法”，是办法的“法”，指解决问题的办法，由模仿之意衍生而来。综合法家的言行，他们所讲的，用现代的语言表述，其实就是极权主义视野下组织和领导的理论和方法。而现代社会法律之“法”，是指法式与规范，事物内在的规律。

法家的核心思想，目的是强化君王的绝对权威，且通过严刑峻法、不择手段来实现。在法家眼里，只有权术，只有策略，只有政策，只有权变和阴谋，没有价值观。或者说，商鞅等法家的价值观就是成功，他们孜孜以以求的，就是怎样去取得成功，至于成功是为了什么，个人名利之外，再无其他。这真是一群可怕的冷血动物。他们负责帮助君王管理国家和强大国家，君王给他们提供“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社会地位和锦衣玉食般的生活，君王是他们的雇主，他们是君王的用工。商鞅讲过，“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他又说“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权制断于君则威。”注意，这里的“私”指的是除君王外所有的人。显然，法家之法，君权之下，法家之“法”只是君王治国驭民的工具。商鞅甚至认为，法的本质不在于制度条文，而在于制度条文背后体现的君王治理下强国目标，为了这个目标，法（制度条文）随时可变。可见，法家之“法”，“法生于君”，名为法治，实为人治。

法家之“法”，既是治国驭民的工具，就必然掌握在当权者手里。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过，如果司法权与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握有压迫的力量。在同一本书中，孟德斯鸠又讲道，人民的安全就是最高的法律。显然，他所谓的法律之“法”，不是中国历史上法家之“法”。

想起前两年有个比较火的电视剧《大秦帝国》，宣扬商鞅坚定法治观念，坚定要法制不要人治，坚定维护新法，自愿流血牺牲。太荒唐了，这样的文人历史上不少。为迎合专制，以求上恩，混淆是非，篡改历史，罔顾事实，将民贼商鞅粉饰成英雄，把遗毒粉饰为国粹。所以，实在是有必要，认认真真地讲一讲商鞅。

商鞅是划时代的人物，是对历史走向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若论对后世的影响，历史上无人可及。提起中国历史上的人物，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些历史上有作为的皇帝，若说他们划时代，还是有些勉强。他们取得的，是一时事功，他们打造的，是数年盛世，基本上都逃不脱“人亡政息”，留下的只是一些传说而已。

而商鞅，把他所建立的秦制，深深地烙印在中华文化之上，历久不衰。战国之后，在中国政治史上，法家一直是主流。好的年份，儒表法里，用儒家的仁义道德装点一下门面。更多的时候，赤裸裸地法家手段，严刑峻法，靠暴力机器统治民众。使法家成功上位且一直占据政坛主流地位的，为中华文明打下千古不易法家烙印的，就是商鞅。他成功地将华夏文明带入它途，推动封建社会步入中央高度集权社会。郭沫若说，秦汉以来中国的政治舞台，是由商鞅开的幕，此言不假。商鞅变法的正果，是不可一世的强秦，二世而亡的强秦。商鞅变法的副作用，比如专制统治、愚民政策、户籍制度等，遗毒至今，“百代都行秦政法”。

插个话。当年刘邦进入咸阳后，召集父老谈心，只用八个字，就人心归汉，“唯恐沛公不为秦王”。这八个字是，“父老苦秦苛法久矣”。

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已经有一些规律性的经验，可供参照。

人类社会的演化，有两条主线贯穿始终，即国家组织能力与人的自由解放。牛津大学人类学家罗宾·邓巴上世纪末提出，人类智力允许稳定交往的人数大约是150人。碰巧的是，从新石器时代部落村庄到罗马帝国的小股部队，都是围绕着“150人邓巴数字”来进行组织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当群体的数量超过150人以后，就需要一定组织化的方式，将人群聚拢起来。国家更是如此。其实，国家规模就是其社会组织能力的函数。

面临外在竞争者时，国家的战斗力，不仅取决于它综合国力大小，更取决于它的社会组织动员能力，关键时刻“好钢能否用在刀刃上”。中国历史上多次被综合实力远不及我的外族打败，就是社会动员组织能力不行。鸦片战争时，大清帝国干不过经济总量不足其七分之一的大英帝国的一个舰队，主要原因，恐怕不是英夷船坚炮利（当时枪炮也是清军常备武器），而是大清社会动员组织能力太差，整个社会一盘散沙。抗战那些年，积贫积弱，尚可与强敌周旋，主要应是危亡当头，各军阀同仇敌忾，拧成了一股绳。国民党丢掉大陆，主要是抗战胜利后，很难与共产党强大的基层社会动员能力抗衡。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动员组织的办法，只有三种。一是思想控制，让人们不假思索地跟随。比如宗教、思想灌输等。二是武力胁迫，让人们畏惧，不得不跟随。如集中营、严刑酷法。三是利益诱导，用经济的手段，让人们从你所希望的行为中获利。这三者可同时使用。相比之下，思想控制和武力胁迫的好处是见效快，不足是不能持续、不能长久，时常反弹。利益诱导见效慢，如果社会制度、激励机制设计的好，可以长久。

问题是，国家必须考虑动员组织的对象：人。因为，只有国民，才是任何国家的终极目的和意义。如果人的自由解放能够在国家组织化过程中得到关照，人人从中受益，大家就会自觉拥护（即民心），国家强大的动员能力可历久弥坚。否则，再强大的国家也只是冰上大厦，冰化了，大厦也随之倾倒。

在人类社会发展探索过程中，社会动员组织能力与人的自由解放，大多时候是相互矛盾的。历史上常见的是，国家的一部分人（统治者）享受自由，另一部分人（被统治者）被组织起来。由于生产能力制约和思想资源欠缺，历史上的国家偏好选择压制国民自由来强化国家组织能力（有人表述为搜刮能力），但这样外表强大的国家容易受到内部民众的造反而土崩瓦解。现代化国家组织形式，已经解决了这个难题。比如美国、西欧等。诀窍就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在产权保护等一系列制度设施下，通过人们自由追求私利将社会紧密地组织在一起，民富国强。

啰嗦这么多，不是要拿今天的经验来苛求二千多年前的商鞅，而是以人类社会演化至今的经验为参照，观察商鞅变法的得与失。商鞅是个天才，成功地引入了更有效率的组织方式，将秦国上下组织起来，富国强兵（注意，不是民富国强）。变法所迅速强大的国家组织能力，以牺牲人的自由解放为代价，战争时期可得奇效，若在平时，是很可怕的事情。变法大约百年后大儒荀子入秦，对秦政一片溢美之辞的背后，也透出他对秦政的不看好。站在现代，我们更有条件轻易地看明白，商鞅的遗毒，是缺乏人性，过分压制了人的自由解放，甚至他没有想到为自己的自由解放谋一个出路。民众不仅不能从国家的强盛中受益，反而倍受压榨，这样的强国，注定不能长久。所以，强秦二世而亡。

变法过程是这样的。商鞅三次会见秦孝公，分别献上帝道（顺天而治）、王道（齐之以礼）和霸道之术，最终以富国强兵的霸道，取得秦孝公的信任和支持。对于历史上这段记载，班固说“商鞅挟三术以钻孝公”。这个“钻”字，神来之笔，一个字让商鞅原形毕露。综合史书记载，商鞅这个人，的确不怎么样。商鞅个性，坚定执着、果断，一意孤行，处事练要，为人刻薄，为达目的不计后果，出卖朋友，出卖故国，极不讲究。

商鞅比较秦魏的不同，是秦地广人稀，很多土地荒芜闲置，所以他首先要开垦荒地，号召全民皆农。公元前359年，商鞅颁布《垦草令》，鼓励农业、抑制商业，削弱贵族的特权等。《垦草令》成功实施后，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实行第一次变法。主要内容是：用什伍之法，重编户籍，实行连坐，诸子分户，奖励军功，崇农抑商，变领主制为地主制。变法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弹，“国都言初令不便者以千数”。商鞅利用太子触犯新法，处罚太傅、太师，严肃法令。新法实行十年，据《史记》载，百姓大悦，乡邑大治（后世司马光认为“百姓大悦”不实）。公元前350年，商鞅又实行了第二次变法，主要内容是：废（贵族的）井田，开阡陌（田间分隔的土堆）。土地私有，谁开垦荒地，就归谁所有，且土地可以买卖。统一度量衡。把市镇和乡村合并起来，组织成县，由国家派官吏直接管理。迁都咸阳。经过两次变法，秦国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

当时，变法是社会政治趋势，六国都在变法，尤其是魏（李悝）和楚（吴起）的变法，颇有声势。众所周知，最终成功的只有秦国。一是秦国在群雄兼并中生存压力比较大，有变法图强的内在动力。二是秦国宗法制度不成熟，反对变法的势力相对较小。三是秦孝公自始至终鼎力支持。四是商鞅的战斗力太强。

商鞅变法直指核心，即提高国家的动员组织能力，所有的变法措施，农战也好，抑商也好，弱民也好，都是服从服务于迅速提高国家动员组织能力这一目标。

商鞅变法初始，即开始重组秦国基层政权结构（重组乡村）。如什伍连坐，实际上是将人固定在土地上，置于政府的视线下。法令规定没有军功的贵族领主，一概废除名位，使他们失去特权，变为农户中的富户。有军功的宗室，也只能收取租税，不能直接管理民事。同时实行分户政策，实际上就是将大宗族拆分成小家族，瓦解豪强对农村的控制。这些政策合在一起，乡村宗族势力土崩瓦解。条件成熟后，商鞅把市镇和乡村合并成县，由国家派官吏直接管理。封建制消解，中央集权已成雏形。商鞅成功地将由宗族势力控制的乡村聚落，变为国家直接控制的基层行政单位。变法前是村社宗族首领分田，变法后是由国家主持授田；变法前公共水利设施由全村共同维护，变法后则是由官府统一征发徭役整修；变法前乡村治理由宗族豪强自治，变法后则是由政府委派的基层官僚治理。重组乡村，实在是商鞅变法最了不起的成就。大家知道，秦以后，王权下县，也就二千多年以后的新中国能够做到。

政策措施到位。比如农战。目的是用重农政策增加国家的财富，用重战政策强化国家的军事力量。

主要的措施，一是抑制商人。不许商人买进粮食，防止商人投机倒把，牟取暴利。把酒肉价格大大提高并加重其税赋，使商人无利可图，使农民不会酣饮而误农，使大臣不会因荒淫而误政，还可以节约酿酒的粮食。废逆旅，住旅馆要有凭证，控制劳动力外流，控制人员流动以及奸邪之辈的非法活动。加重关市的赋税，使营商无利可图。按照商人家的奴仆数量派劳役，加重商人负担。

二是使农民专心务农。实施愚民政策，不许擅自迁移，粮食买卖官办，山林湖泊国家统一管理等。

三是摆正价值取向。商鞅列出十种影响富国强兵的农战之敌：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辨、慧，提出“国去此者，敌不敢至”。又提出反“五民”、去“六虱”和止“六淫”，确保秦国之民，一心农战。

四是奖励农战。商鞅制定的爵制是基层向上流动的惟一通道。农战，即军功授爵和纳粟授爵。立法集中力量于战，只要奋勇杀敌，身处底层的人们就可以获得爵位、田宅、免役、免罪的特权，从此大大提升自己和家族的财富、社会地位。这样的制度，果然使秦国的军队作战特别勇敢，特别残忍。秦国的军队打了胜仗，连对方的老弱和妇女，都要砍了头去领功。此外，商鞅主张重刑厚赏，用赏之时，必须要厚，不能丢掉疏远的人；用刑之时，必须要重，不能避开亲近的人。商鞅制定的赏罚原则：必须赏功罚罪，必须壹赏（战功）壹刑（刑无等级），必须取信于民，必须明赏明罚，必须大权在握（指国君）。

商鞅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例如面对反对新法抗议，他恰当抓住太子违反新法的时机，通过“罚大”树威，而不是铁腕镇压。再如他采取基层包围高层的路线，先变革基层社会组织，重组乡村政权，挤压贵族空间，建立高效的社会动员体系。还有，他借助豪强夸赞新法的契机，以妄议新法的罪名，将这些豪强迁到边境，进一步巩固了乡村基层组织。王安石曾经写诗赞赏，“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商鞅变法，在短时期内极大地提高了秦国的社会动员组织能力。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说：有个估计，秦国成功动员了其总人口的8%到20%，而古罗马共和国仅1%，希腊提洛同盟仅5.2%，欧洲早期更低。据记载，每取得一场胜利，把头颅带回去（以人头数量为奖赏标准），堆成一座山，是秦国惯常的手段，很恐怖。秦国跟六国打仗的时候几乎是战无不胜，但是占领了一个地方之后发现那个地方已经没有人了（没有跑的也被杀光）。商鞅变法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秦国变成了一座战争机器。在先秦典籍中，秦国一般都被称为“虎狼之国”。《战国策》中 “虎狼”并称有7处，全部都指秦国。《史记》中“虎狼”并称有13处，除两处在原意上使用外，其他11处都是用来描述秦或秦王。

商鞅变法的成功，在于其通过挤压个人生存空间来强化国家的动员组织能力。秦帝国的必然失败，在于其制度极大地侵害了个人自由，只能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商鞅变法的流毒，在于他那一套制度的固化和自强化，使整个中华社会都陷入了似乎永远也走不出的泥潭。

商鞅认为“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有道之国，在于弱民”。《商君书》宣扬将民众变成一种人：即壹民，农战之民，平时耕种粮食，战时上阵杀敌。为了驯化壹民，他总结了几个办法：其一是任用奸人，实行流氓政治、小人政治。以流氓来压服基层百姓，以小人的勾心斗角来实现中上层间相互监督，这就是专制君主的御民之术。其二是“壹教”。除了农战，不承认一切价值。拥有“农战”以外的一切品质，都“不可以”，愚民以统一思想。其三是破坏人的谋生能力，剥夺经济来源，使民众除政府以外无所依赖。其四是辱民、贫民、弱民。人穷志短，让民众无自尊自信，唆使他们相互检举揭发，终日生活在饥饿恐惧之中。其五是通过战争手段缓解内部张力，把内部矛盾转化为外部矛盾。

商鞅通过变法，消灭私人空间，让每个人都处在国家的严密监视之下。户籍制度，什伍之制，连坐之法，告发之风，让民众互相监视。告发奸人，予以重赏；不告发奸人，加以重罚。什伍之内，一人有罪，他人连带。如在战争中不勇敢，本人处死，父母、兄弟、妻子连坐。商鞅变法，实质就是穷民众以富国家，弱民众以强政府，辱民众以尊君王。商鞅实为民贼。

秦国在商鞅治下，朝着人人平等的目标迈进，只不过商鞅营造的人人平等，是人人都可能做奴隶的平等。秦国的几乎每一个人都变成人质，一个人上战场，在前方杀敌立功，可得粮食爵位。如果战败、被俘，由其财产被没收，家人被罚为奴。所以，每个秦国士兵上战场后都会拼命杀敌。然而，十次立功，一次失败，财产尽无，家人为奴。在冷兵器时代，哪个人能保证自己是战场上的常胜将军？所以说，商鞅营造了一个恐怖笼罩下的强秦。秦人为了生存，不得不激发出身上的动物本能。至于生存的意义，我想就是商鞅，也未必能回答上来。

商鞅个人的结局，《史记》载“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灭商君之家。”《战国策》载“商君归还，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明代冯梦龙的小说《东周列国志》演绎到：当时百姓连街倒巷，皆怨商君。一闻公孙贾引兵追赶，攘臂相从者，何止数千余人…惠文公历数其罪，吩咐将鞅押出市曹，五牛分尸。百姓争啖其肉，须臾而尽。商鞅之法，践踏人，不把人当人，他个人只能是民众的公敌。

商鞅死了，但他创立的秦制却活了下来。虽为人造的工具，但制度本身也是有生命力的。长期实行的制度能够固化和自强化，特别是定型的制度，由于路径依赖和文化心理上的原因，往往会摆脱工具意义而上升到价值层面，成为符号和象征，沉淀为文化。秦制以来，皇权，始终是中国制度体系和文化体系的中枢。

秦制给当时及后世的有志于改变者留下一个错觉，即法家这一套东西可收富国强兵奇效。后来秦统一中国，在全国强行推行秦政，使法家的政治制度遍行于全国。客观讲，秦制具有高度的威势和执行力，可以集中国力办大事，如筑长城、修驰道、掘运河以及统一度量衡等令时人无法想象、今人叹为观止的大制作。但其严刑峻法、迷信诈力、把持天下、暴虐天下，最终失去天下。

政治制度，特别是对世界发展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制度，很少人为事先规划的，大多是历史演化的结果。像一个小球从斜坡滑过，到哪里停留下来，必是各方势均力敌，就在那里稳定下来。力量对比变了，再滚动寻找新的平衡。极高明的政治家，都是因势利导。尽管大家都将一时胜负作为行动指南，但是，只有良好个人修养和崇高价值观的政治家，才会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本，推动国家组织能力与国民自由解放之间保持均衡发展。像商鞅这样，硬生生地规划出国家民族前行的轨道，使大秦帝国行驶在快车道，中外历史上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做到。不过，类似商鞅的做法倒是时有发现，比如希特勒。但希特勒以思想控制为主，没有商鞅改造社会基层组织来的扎实。故希特勒“人亡政息”。

商鞅为中国中央集权制度打下的底子，数千年难易，以至于“百代都行秦政法”。中国的政治制度，变更纷纭，都是以应付人事为主，改朝换代，只是换了人，其他的，多是老样子。比如户籍制度，至今仍然是国家管理人口的基础。再如愚民政策，偶尔还能找到影子。再如旅行住宿“介绍信”制度，上个世纪末期还在实行。还有告密制度、反智精神…想起来满脸都是泪啊。还好上天公平，那些以残害人的自由解放为手段巩固统治的，其无后乎？像商鞅、秦始皇，真是断子绝孙啊。

商鞅变法所建立的这样一个强权专制的政治制度，实质上就是政治的绞肉机，最终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从中获益，没有胜利者。商鞅变法的结果是，所有人都输了。统一天下后的强秦二世而亡，百姓和贵族所受苦难不用说了，商鞅被灭族，秦王嬴氏也是宗族灭亡。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秦制之于国家，犹如运动员服用兴奋剂。不可否认，其强大的国家动员组织效率，还是有很大的诱惑力。中国历史上，后来者以国家民族强盛为由，屡次服用这副兴奋剂。梁启超讲，“专制政体者，实数千年来破家亡国之总根源也”。看来历代王朝盛衰循环，不是偶然。

从秦朝开始，历史上中国官方的语境里，“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国家面前，个人再无自由（安全）和尊严可言。历代对商鞅变法建立的秦制不是没有反思。两汉之时，对商鞅不满的言论，已经非常多了。但是，舆论和反思并没有改变强权专制的趋势。苏轼说的好，他说商鞅之术，“用于世者，灭国残民，覆族亡躯者，相踵也。而世主独甘心焉，何哉？乐其言之便己也。”一针见血！苏轼毕竟是苏轼。

秦制对二千多年来中国人的社会政治生活影响巨大。法家的势、术、法，对后世的影响，可以简单概括一下。

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非壮丽无以显威严”的思路一路流传，搞个人崇拜、政治上的神秘主义（让民众不可预期政治走向，来保持主动权以随时出其不意出击，以形成国民心理上对权力的畏惧感），以及官本位盛行等。

术的影响，是反行智、阴谋论盛行、告密之风盛行、社会信任低、关系左右一切。有些术已经成为历史上社会治理定式，如在用人方面，基层的流氓政治与中上层的小人政治相辅相成，以流氓来压制百姓，利用小人之间勾心斗角来实现相互制衡，这就是专制政治的制衡之术。这种生态长期延续下去，还有一个妙处，以奸治民，民失望于奸臣，自然把希望寄托在清官和君王，很多时候，整个底层社会的希望，就是一个明君。搞笑吧。

法的影响，是形成从严立法、普遍违法、选择执法的法治思维定式。几乎每个有用的人，都有小辫子抓在治理者手中，收拾或者不收拾，就看服从不服从。（可参考1400多年前，宇文泰和苏绰的对话）

长期专制统治，对国民性的影响，更是致命的。每个王朝末年，满朝大臣都有共同点，就是这些饱读诗书、历经沧桑的精英们，无思想无操守，权力和利益之外，眼中再也看不到其他。所谓尊严和人格，就是不着边际的东西。特别是明清之际，国家危亡，想找个有血性的大臣，真的很难。

丑陋的秦制与现代社会、现代政治和现代经济格格不入。但是，直到现代，我们也不能说秦制的流毒已经清除干净。比如，现代中国语境下的法律的“法”，怎么看怎么觉得，它和历史上法家的“法”走得很近。是橘生淮南淮北的原因吗？再看中国社会老百姓日常所表现出来的，种种不幸福，如：沉不下来，心里没底；着急，焦虑；盲目攀比；依靠心理；甚至社会仇恨等，溯根求源，都可追溯到秦制、商鞅那里。权力对整个社会以及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个角落，可以说还是无孔不入。这些阻碍中国现代化步伐的、久浸附骨在优秀中华传统文化身上的遗毒，就是商鞅当年造的孽啊。

商鞅，就是中华民族苦难的根源。

联合国刚刚发布的《2018全球幸福报告》，对世界上156个国家公民主观幸福感量化调查，根据各国人均GDP，健康预期寿命，生活水平，国民内心幸福感，人生抉择自由，社会清廉程度以及慷慨程度等多方面进行研究并得出的结果显示，中国排名第86位。现实与心理预期，落差是不是有些大？

改革开放40年的大发展的基本经验，就是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在社会演化的两条主线，国家组织能力与人的自由解放之间，千百年来，我们擅长的是前者，不擅长的是后者。这是一目了然的。

杜兰特在《历史的教训》一书中讲道：“真正的革命，是对心灵的启蒙和个性的提升；真正的解放，是个人的解放。”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