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

新金融不是一个新现象的简单归纳，而是金融逻辑和理论演绎的现实结论。新时代呼唤新金融，新金融必然产生并服务于新时代。

作者系中国建设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二十一世纪初叶，中国社会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进入了历史新方位。无论是社会治理、国家战略、国际视野、人文进步、经济发展、人民生活，还是社会运行生态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金融体系身在其中，也产生了脱胎换骨的演进，从理论和实务上都催生出新金融的廓影。

新金融不是一个新现象的简单归纳，而是金融逻辑和理论演绎的现实结论。新时代呼唤新金融，新金融必然产生并服务于新时代。

任何金融体系都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

金融体系作为经济体中资金流动和信用活动的承载框架，它是金融工具、市场参与者和交易方式等各种金融要素构成的综合体。

政府的管制框架、市场的运行框架也是金融体系中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放眼全球，各国金融体系各异，很难概括出一个统一或“普适”的模式。在不同的管制框架和发展路径下，一个极端是德国，几家大型银行占据主导地位，金融市场并不活跃; 另一个极端是美国，金融市场作用举足轻重。中国则是另一种情况。

一国的金融体系与其经济发展阶段的关系、服务功能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作用的程度，决定了这一体系的发展阶段。在中国，新金融的产生深刻反映了这些年来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变化。

1、新金融的理论逻辑

新金融是客观现象，因为它已经是天际帆影，冉冉而来。新金融的出现与新时代的几个变化深切相关：

从金融在国家治理结构中的功能作用来考察，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及社会政治关切从经济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尤为关注民生和弱势群体。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财富积累的基础上，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被提上更优先的议事日程。民生环境的改善和弱势群体生存发展及相关的社会热点、难点、痛点问题得到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高度关注，各种社会资源逐步向这些领域聚集。金融一马当先，扮演重要角色。

从经济环境背景上考察，随着经济动能转换和结构调整，以规模增长为标志的经济发展模式向质量效益型模式转变。以投资拉动为主要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持续长达30余年后，逐渐被消费升级带来的需求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所替代。与此相适应，经济结构调整中，以民生改善为背景的产业、产品、服务、技术运用等进入前所未有的新发展阶段。金融业迎来新的机遇期。中国经济经过30余年高速增长后，各种制度红利、人口红利、生态红利、资源红利日渐式微，亟需优化资源、提升结构，加快经济转型。

事实上“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 2010 年以来逐渐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2014 年成为一个拐点，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48.8%，超过了投资与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率。

图1 2010-2018年“三驾马车”GDP增长贡献率（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各种经济资源流向市场的供应即产品一端。金融体系作为配置经济资源的重要中介和加速器，扮演着重要角色。以投资拉动为基础的传统金融在融资领域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从结构看，融资和信用杠杆的作用更多倾向于基础设施和虚拟经济，最终对产品数量和质量的推动作用有限。新金融则以民生为出发点，通过市场均衡推动，使消费的动力作用于产品端的增长和升级。这为整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巨大助力。

经济背景的变化对金融功能和运行模式提出了新要求、展示了新问题，在面对新的挑战、迎接新的机遇中，新金融逐渐浮现。如果说传统金融是在投资拉动经济背景下助力扩大生产、促进市场交易支持经济的增长，那么新金融则侧重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以增进民生福祉、推动消费升级从而夯实经济持续增长基础为己任。

全球经济周期从高速扩张进入深度调整，货币市场从加息转入降息通道，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促使各经济体和全球市场更多依赖需求动力。尤其是2008年的华尔街金融危机，暴露了传统金融体系无法扼制金融泡沫的缺陷。金融体系也逐步从扩张型向价值型转变，在此意义上，新金融模式已呼之欲出。

还有新技术运用。新金融必然是以建立在新技术应用基础上的新功能为鲜明特征。互联网和大数据推动了消费结构升级，催生了科技创新和金融创新。技术对金融的赋能，使得传统金融体系无法企及的领域和人群变得越来越容易获取到便捷安全的信贷、支付和财富管理等服务。科技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而银行作为资源整合者，整理数据的能力比其他任何一个行业都强。在科技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科技公司大咖们深思远谋地力图通过创新跨界取代金融机构的某些功能，而银行则凭借实力筑墙防御。其实，与其对抗不如融合，形成科技赋能金融、金融赋能社会的良性市场循环。

事实上金融科技运用已经让社会广泛受益。根据安永《2019 年全球金融科技采纳率指数》报告，中国的消费者金融科技采纳率为 87%，与印度并列世界第一。95%的受访者表示已经使用至少一种金融科技服务进行移动端货币转账和支付。中国的中小企业金融科技采纳率世界最高，达到 61%，美国次之（23%）。根据毕马威《金融科技脉搏》报告，2019 年上半年中国金融科技企业(包括风险投资、私募基金及并购交易)的融资总额为 25 亿美元，同时在亚太区十大金融科技交易排名中占据四个席位，继续保持领先优势。

从功能上看，金融作为当前最有效最有针对性的“温柔的手术刀”，社会赋予了其新的责任。金融承担着社会治理中最重要的资源配置功能，是诸多社会难点与痛点问题的直接面对者。做得不好，便显冷酷；做得到位，便显温柔。因此，新金融的社会属性使然，要求金融机构主动用好金融这把“温柔的手术刀”去破解经济社会的痛点。尤其是长期被“冷落”的“三农”、小微等金融服务问题，更应该是新金融关注的焦点，这些实际上也是新市场的重要增长点。

这些变化驱动了金融机构功能完善与配置、商业模式创新、产品结构和市场取向划分、客户演化和结构演替，也在重塑完全新型的金融生态。因此，冠之以“新金融”恰逢其时。

2、传统金融的难点与痛点

金融体系作为国家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存在的价值取决于与所处经济环境的契合度，以及能否为某一区域的个人、企业及各类机构提供充分的服务。如果服务不充分、需求不满足，则说明这个体系存在缺陷。

服务功能上，传统金融体系在观念和实务两方面都存在诸多缺陷。在价值取向上过于强调对资本负责，以资本回报为中心、以经济效益为导向，由此也形成金融资源过于向城市、向大中型企业、向发达地区、向财富群体聚集的格局。当金融机构资本回报率高于制造业、其他服务业，更遑论农业等第一产业，经济结构的偏颇是必然发生的，金融风险也成为大概率事件。比较显见的例子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大众投资渠道丰富度不够、房价泡沫高企、百姓住房刚需难以满足，等等。更为突出的问题是“三农”金融服务严重缺位。中国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和满足度还不足 50%，主要是“三农”领域和农村人口金融服务的缺乏造成的。这是因为长期以来金融体系是建立在投资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基础上的，金融资源自然优先流向城市。新时代启始，上述基础正在发生变化。

这些缺陷造成了社会经济生活中一些历久弥艰的难点和痛点。直面和解决传统金融体系无法解决的难点、痛点和服务障碍正是新金融崛起的出发点。新金融是曲径通幽之后的光明，是迈入新时代的阶梯，也是补苴传统金融缺陷的基础。

首先，长期以来对“三农”的金融支持服务往往浮于政策和道义，农村、农业、农民的金融服务获得感不明显。虽然全国主要金融机构都在践行普惠金融，但从宏观上来看，涉农贷款余额占比逐年下降。

图2 涉农贷款余额占比（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城乡二元结构，而金融服务的缺位是二元结构长期难以打破的重要原因。建立全新的“三农”现代金融体系，完善“三农”金融市场，为振兴乡村伸出金融之援手、发出金融之助力，是新金融发展的市场动力和理论源泉。

其次，近年来在 P2P、理财、投资、股市、保险、小额信贷等方面，金融欺诈现象多发。据统计，2018 年各类金融欺诈新收案件 8,400 余件，非法集资诈骗犯罪风险防控压力增大，贷款诈骗、金融凭证诈骗发案量有所抬头。这些现象的产生背景与金融机构对大众服务不到位具有内在关联。一是金融理财产品不足，群众对财产性收入的渴望无法满足，客观上给金融欺诈留下空间。二是普惠金融尚不完善，有些金融机构把普惠金融与公益活动混为一谈，忽略了针对薄弱领域和弱势群体的金融产品开发和服务下沉。三是金融信息透明度不足，除了部分上市金融机构，仍有大量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表外业务、产品风险的披露和提示还比较模糊，不法之徒利用信息不对称空间牟利，甚至盗用金融机构信用。新金融正是直指群众的切身利益诉求，充分运用互联网技术和现代风控技术，发力拓展普惠金融，祛除大众金融生态环境的污垢。

第三，传统金融体系长期以来深受三大观念的影响。一是过于追求绩效，尤其是当期和短期绩效。由于激励机制设计偏差，大多金融机构存在过度激励问题，导致经营中短期行为和忽视普惠的现象。二是过于强调对资本负责，片面迎合股东对投资回报的要求，从而弱化了对社会大众、小微企业等“低收益”客户诉求的响应。三是过于追求规模，在业务上向往热点、向往城市，追逐泡沫、追逐虚拟经济领域和资本市场中的高收益，赚快钱。正因如此，农民、学生、城市贫民这些弱势群体和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差的中小企业、创业者客观上受到了传统金融体系的冷落。新金融就是要通过改善民生领域金融服务，重构信用体系，降低准入门槛，来纾解这些人群和企业的焦虑。

第四，风险控制与监管、市场之间的失衡。传统金融风险控制体系源于各个版本的《巴塞尔协议》，并在实际操作中不断引入了国际先进标准和技术规范，这是非常正确的进程。但是风险管理的基本原理是收益与风险、资本的均衡，简而言之收益大于风险的业务就是可行的。资本充足率和拨备覆盖率也不是越高越好。长期以来，金融体系的风控与监管博弈，陷入了既追求低风险又要求高收益、高资本回报的怪圈。也正是在这样压力下，不少高收益高风险、低收益低风险的企业和项目很难获得金融资源，“三农”领域和创新创业者更是难乎其难。新金融就是要通过大数据、AI、区块链等新技术搭建更有效更合理的风控体系。

第五、传统金融体系的主体对社会边缘群体的支付结算等基础服务支持不完整。应该说这些年兴起的第三方支付和互联网金融，正是克服传统金融体系缺陷的产物。随着支付方式的进步和网络金融的发展，现金减少了，账户使用更方便了，技术提升必然倒逼传统金融体系走向新金融。从建设银行实践看，迈出的步伐不可逆转。  

3、新金融的表现

现代金融兼具深刻的货币属性、信用属性和社会功能属性。在传统金融体系中，以存贷汇和资产托管为基本功能的银行等金融机构与企业、大众之间存在一条巨大的信用鸿沟，不符合既定准入条件的客户难以获得金融服务。从金融的社会功能看，大批成长中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人无法获得金融资源，显然这是不公平的。新金融正在跨越这道鸿沟。

新金融作为新发展理念催生了与经济发展新常态相适应的、服务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新金融形态，其特质性表现的确令人耳目一新。

其一，普惠金融的发展。普惠金融的本质主要体现在社会成员对金融服务的获得感及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客群结构。传统金融体系受经济背景的影响，主要满足了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国企、大中型企业、重大项目、财富群体 (“二八定律”中 20%部分)的金融需求；相对而言，中小企业、中产大众和弱势群体的金融服务并没有得到满足。尤其是农村农业农民，更是犹隔浓雾，望而不及。新金融的鲜明特征，就是在普惠金融的旗帜下破解上述难题。新金融行动正是从这样的理论角度和实务立场出发的新举措。

其二，价值观的调整。新金融一改传统金融体系下经营货币的特殊角色和法定利率的优势空间所养成的“居高临下”的市场地位，转向与民生共进、与大众共享，放弃规模观念，追求价值成长，以服务换取收益，不与民争利、不与企业争利。致力于依靠技术赋能建立新型服务体系，并延伸赋能社会，促进经济社会更加有效全面平衡发展。

其三，金融资源的共享。传统金融发展中积累的丰富金融资源只有在开放共享中才能获得新的边际效用和价值发现。

金融资源不仅仅是资本，最重要还在于人才。全国金融业的从业人员超过800万人，众所周知，这是个集聚大量优秀人才的行业。由于行业特点，金融人才专业知识背景广阔、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强，这笔巨大资源属于全社会。在新时代大背景下，传统封闭的银行人力资源管理方式将会被行业内整合和跨行业融合的人力资源平台所替代，更多的金融从业者在新金融全新的服务方式下与社会各领域深度合作，将在推动整体社会进步和具体行业发展中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全国金融机构的网点分布没有任何商业机构可以比肩。据统计，当前银行业网点达22万余个，各类金融机构网点总数约百万以上，覆盖全国大部分地区。应该说这些网点都是社会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网络替代率渐高的今天，跳出竞争的思维，推动资源的分享，发挥出这些网点资源的边际效用，使之更有效更广泛地服务社会，是新金融的重要表现。除此以外，物理网点在方便公众饮水、如厕、躲雨、停歇等方面也能发挥独特的社会服务功能。

其四，金融科技的发展。现代科技运用和数据采集与分析能力提升，既消解资源壁垒，打造数字化生产要素跨界流动和共享平台，使社会各界在共享中实现共赢，同时也使以前无法覆盖和满足的服务能够通过网络、移动通信、自助设备、智能终端等新金融功能和生态得以实现，让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分享到金融资源、获取到金融服务。这是新金融的另一个标识。例如，银行在长期经营中积累了海量数据，在制定确切稳妥的数据范围和脱敏策略、依法依规充分保护客户隐私的前提下，可以为客户提供充分的研究数据源和开放的使用环境。银行的网点也将成为政府政务服务场所的延伸，充分体现出新金融的包容共享。这些都打破了传统金融的神秘与养尊处优的氛围，使金融的现代性与普惠性得到充分发挥。

其五，服务模式的创新。新金融着力提升对小企业和普通大众的新型金融服务能力。金融机构尤其商业银行有能力也有责任在小企业、消费者、创业者与高校、投资机构、互联网企业之间架起一座科研创新和成果转化的桥梁，不断提升产学研对接服务水平和协同创新能力。打造“金融 +科技+产业+教育”综合孵化生态，提供客户全生命周期金融支持和信贷、支付、汇兑、风控、理财等立体化金融服务。

其六，发展现代“三农”金融。传统金融在经济发展和市场价值取向的推动下，客观上存在金融资源向城市聚集而“冷落”“三农”的现象。新金融发力的重要领域就是现代“三农”金融。这需要打破传统金融体系市场分工的落后观念，鼓励金融机构面向“三农”问题，走进农村、亲近农民、支持农业，为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扎稳“三农”根基。在网络技术、数据技术、支付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金融机构走向农村，为乡村振兴出力、为精准扶贫提供平台，已具备现实条件。

其七，金融机构及功能服务的平台化。传统金融体系通过竞争，划分和细化市场，强调了产品对社会经济的引领。新金融则更强调金融服务与功能适应大众的不同需求，其核心服务能力和产品开发更趋向于平台功能的打造，也就是为社会和大众的生产生活提供多元化服务平台，如金融科技平台、房屋租赁平台、志愿者下乡平台、企业员工培训平台等等。 

4、新金融与“第二发展曲线”

就全球来看，传统金融体系在上世纪下半叶和本世纪初得到长足发展进步。我国则在改革开放的强势推动下逐步形成了与经济快速增长相适应的金融体系。投资拉动经济与内需逐步扩大给金融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资产规模、利润总额、资本回报、技术运用、人才聚集，网点布局和业务品种都发挥到极致。但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新常态来临和产业结构调整，市场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发生了本质变化。传统金融的“护城河”已经失守，盈利空间不断收窄，片面追求资本回报必然带来资本边际回报的下降。新金融面临的首要挑战就是如何跳出传统发展路径，寻得新的商业模式和经营空间。这就需要在 B 端、C 端、G 端找到新的增长点，形成新的市场化平台，全力开启“第二发展曲线”，创新未来动力引擎：着力B端赋能，营造共生共荣生态，做企业全生命周期伙伴;强化 C 端突围，根植普罗大众，做百姓身边有温度的银行;推进 G 端连接，助力社会治理，成为国家信赖的金融重器。

建设银行“第二发展曲线”

管理思想大师查尔斯·汉迪在阐述他的“第二曲线理论”时说道:“当你知道你该走向何处时，你往往已经没有机会走了。”汉迪把从拐点开始的增长线称为“第二曲线”。如果说前一个时期的快速发展模式以及丰富的金融产品与服务能力构成了中国金融业的第一条发展曲线的话，那么面对经济社会变革和技术革命带来的种种拐点，新金融行动所着力探索的就是中国金融业发展的“第二曲线”。

 “第二发展曲线”的本质是新金融的商业模式创新。要在传统金融基础上实现两个重要转向:一是从传统的抢存款转向抓痛点。痛点即机会，以解决痛点的综合金融方案获取市场的丰厚回报；二是从硬件基础设施建设转向软件的智慧生态构造。创造出“第二发展曲线”的路径，实现新的商业模式。例如，“三农”金融拓展了农业产业和农民客户，“村口银行”不仅方便了农民，也通过组织大学生志愿者下乡培育了未来的优质客群。劳动者港湾使得金融机构亲近了普罗大众，深化了客户关系。网点作为政务平台使金融机构同政府的社会治理目标更贴合，也由此更准确地了解客户新需求。房屋租赁平台不仅为宏观经济管理提供渠道，为平抑房价发挥作用，也为银行聚拢了客户，扩大了各类金融服务的覆盖。

不同的金融机构有不同的“第二发展曲线”形态，但其宗旨都会归于新金融和这个时代的主题。 

5、科技赋能金融与金融赋能社会

从自动柜员机问世到无人银行的出现，历史上每一次科技革命都带来金融行业的重大变革。这就好像一颗糖放进水中，糖看似消失了，但其实水变甜了，糖只是融在了水中。当前，我们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行业变革的历史交汇期。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已然在重塑金融业所倚赖的信用基础；随着 5G、物联网、边缘计算等技术的积累进化，金融服务将嵌入任何一个数字场景中，变得更加无形无感和无处不在。科技正在从底层基础设施跃升为顶层创新先导，驱动银行的流程再造、组织变革和战略转型，并催生出智能化、普惠化、无界化的新金融。

我们认为，新金融是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科技为核心生产工具、以平台生态为主要生产方式的现代金融供给服务体系。与传统金融相比，新金融有三个重大改变。

一是服务内涵的变化。新金融深入到智慧政务、互联网+监管、新型智慧城市等“数字中国”建设的各个领域，基于融合金融洞察能力、科技创新能力和数字治理能力，推动实现高效透明的政府运行、精准智能的城市管理和泛在便利的民生服务，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是服务能级显著提升。银行不再仅仅是融资等传统金融服务的提供者，而是融智赋能的资源整合者。通过为企业提供专业解决方案、科技基础设施和集成金融服务，帮助企业提升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有效管理风险，成为与企业共生共荣的全生命周期伙伴，以新金融助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协同发展。

三是服务人民美好生活的方式更加灵活多元。金融如水，可以引进渗透到基层大地，金融走出银行网点柜台，作为底层服务和触角，广泛融入了住房、交通、教育、医疗、养老等各种生活场景，有效感知需求，为普罗大众提供触手可及、无处不在、精准直达的温暖服务。银行变“从动式”服务为“能动式”融合，化解社会痛点、赋能社会进步。这是新金融的本质要求，也是银行在新时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路径。

6、战略重构

正如老子所言:“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这也是新金融战略重构的哲学根由。

银行是技术密集和人才密集的地带，所有的积累和财富本质上都是社会经济效益的沉淀。如何更好地发挥金融的财富聚集功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是新金融的战略方向。

新金融的形成是一个渐进过程。新金融会带来监管格局的变化、政府对金融的关系变化、货币政策的依据变化。新金融不是对旧金融体系的解构，而是凸显新功能的作用，更深层、更充分地回应社会的金融服务需求和民生关切，并由此形成新的商业模式，把握新的商业机遇，形成新的战略路径。

战略重构的要点是处理好传统金融体系与新金融的关系。新金融不是对传统金融的否定，而是在传统优势消失后重构新的优势。检视和解决传统金融体系下形成的社会金融痛点，需要新的观念、新的产品、新的商业模式、新的金融工具、新的风控方法。从这个意义上看，新金融虽道阻且长，但行且将至。

摆脱规模冲动，追求卓越服务，紧扣社会脉搏，担当社会责任，纾解社会痛点，分享社会价值，这些都是新金融的题中之义。以金融这把“温柔手术刀”为党和政府分忧，指向大众难点发力、针对社会痛点施策，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于未萌，在弥补旧体系缺陷中拓展新市场、在解决社会痛点中发现新机遇，使银行的商业价值与社会功能实现有机统一，这将成为新金融的战略重构目标。  

7、新时代的银行家情怀

新金融对银行家的要求直指社会责任的担当。所谓“上善若水”，正是当代银行家应有的高度和情怀。新时代需要银行家本着以党和国家大局为重的胸襟、以人为本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本着对新战略的精卫填海般的坚持、对社会责任的坚守、对金融市场的尊重，始终以稳健务实的作风和对中国经济未来的信心去构筑新金融的发展基石与风控藩篱。

新金融的发展需要深化金融改革、调整金融结构，这既要勇气更需要智慧。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新时代的银行家要有这样的情怀和担当。

银行属于服务业，是实实在在为大众服务的机构，只有回应人民的期盼和诉求，才有我们事业的发展空间。银行躺着赚钱的好日子翻页了，开启新的篇章正是当代银行家的责任。

8、建设银行的实践

近年来，中国建设银行一直在发挥传统金融优势的基础上做好新金融的加法，探索新时代大格局下金融价值取向与功能作用的更新，在发展新金融的道路上进行了一系列探索。

金融如水，秉持善念之本和善治之道，方能因势利导以润泽万物。建设银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聚焦“三个能力” 建设，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力住房租赁、 普惠金融、金融科技“三大战略”，开启“第二发展曲线”，在新金融探索中迈出了坚实步伐。

一是建立住房租赁平台，缓释社会住房刚需。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住房租赁开源生态初步形成，服务平台覆盖 94%的地级以上城市，上线房源超过 1,700 万套。零散存房、整租公寓、公租房等多种租赁业态发展迅速。开放打造租赁产业联盟，全行合作机构1.17万家，“圈链效应”初步形成。通过激活存量房源，并培育新型的财富管理市场，让真正的住房需求者不在“居者不易”喟叹中焦虑。

二是推动普惠金融落地，创新模式引领市场。以“科技+金融”利器破解困扰小微企业多年的融资难融资贵的痼疾。推出“惠懂你”APP ，借助金融科技和大数据开展客户精准画像、开发风控模型，基于交易结算、纳税记录等大数据评估企业信用，实现融资服务全程在线办理。2018年建行普惠贷款新增2,125亿元，占五大行新增总额的50%；今年上半年新增已超过去年全年总额，给小微客户带来实实在在的融资便利和成本下降。

三是发力金融科技创新，海纳百川汇聚新动能。开放整合社会科技资源，打造建行智慧大脑。推出首批3家“5G⁺智能银行”，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新技术应用更加丰富。对外赋能B端、C端、G端，共享科技红利，“聚能效应”得到释放。建设银行正在从科技成果的应用者转变为协同创新者，从封闭金融体系的参与者转变为开放金融生态的超级合作者，努力以科技的力量造福大众，以金融的智慧回馈社会。

四是温情打造“劳动者港湾”，引起社会同频共振。向社会开放“劳动者港湾”1.4 万余个，累计服务约 7,000 万人次。服务内容不断丰富，涵盖综合政务、生活便民、扶贫助贫、科技智能、党建文化、教育培训、特殊群体服务等，让老百姓感受到新金融的温度。建行“劳动者港湾”还成为首家被全国总工会授予“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的共建品牌。诸多企业和社团积极响应参与，同道者越来越多。

五是开放建设建设银行大学，打造产教融合新模式。整合建行内部和知名高校等社会上的教育资源，打造互联互通、互用共享的学习生态圈。启动“2019-2021 上海行动计划”，以共同愿景打造新金融产教融合联盟。在全国累计举办 7,800 多期“金智惠民”培训班，64万人参加，使得新金融知识广泛惠及社会大众。

六是开展万名学子暑期下乡实践活动。今年 5 月底发出招募启事，得到了热烈响应，境内外 1,200 余所高校万名学子踊跃报名参加，深入全国 1.08 万个村庄开展暑期实践活动。5,237 名学生在“裕农通”“村口银行”挂职，6,696 名学生组成1,226 个“金智惠民”讲师团，开展了培训 3,780 期，培训村民 11 万人次。在这平台上，新青年投身到新时代的火热社会实践中，在新农村希望田野上挥洒智慧、探索新金融的现实路径。

七是银政合作助力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2018 年开始，建设银行为云南地方政府建设“一部手机办事通”，构建 APP、PC 端、网点STM、“裕农通”、政务大厅“五位一体”的智慧政务新格局，助力政府提升治理能力、改善营商环境、优化便民惠民环境，为云南企业和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办事方便和普惠服务。今年1月10日上线运行以来，“一部手机办事通”APP 下载量达 200 多万次，注册用户超过 160 万人，业务办理量 581万件。“一部手机办事通”平台以“互联网+政务服务”新模式，率先实现数字标准化，成为政银科技合作的成功典范和现代治理的“样板间”。建设银行还运用区块链技术开发“民工惠”产品，连接政府部门、业主、包工头、劳务公司、农民工和用工管理平台，通过金融力量介入保证农民工只要打卡上班就能按月拿到薪水。做这个产品的初心，就是希望有朝一日城市不再出现农民工讨薪问题，这也是新金融的社会责任体现。

八是建立村口银行，支持乡村振兴。发力农村金融，全行建成“裕农通”村头银行服务点 22.4 万个，覆盖全国 33%的行政村。推动数字化金融产品和服务“下乡”，畅通农村购买国债、安全可靠理财产品渠道，使农民在村口享受到现代金融服务。谋划建设现代“三农”金融的新模式。“三农”作为关乎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国有大行理应主动为国分忧、为民尽责，走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前列。

通过以上这些举措，建设银行打开了格局、强化了初心，更增强了推动新金融实践的信心。在探索中我们逐步形成了新的商业模式，即在解决痛点服务民生中抓住机遇，运用科技创新、服务消费需求、建设平台生态、获取新生客户、拓展营收来源、承担社会责任。实践证明，新金融战略重构后得到有力有效的执行，成果也体现在良好的业务指标上：今年上半年中报业绩显示，建设银行总资产超过243,831亿元，增幅5%。利润1,557亿元，增幅5.59%，ROA为1.31%，ROE达到15.62%。核心资本充足率为 13.7%，不良贷款率（1.43%） 较去年底下降 0.03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达到 218%。这样一份优良的业绩答卷，同建设银行这两年开展的新金融行动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

方向既已确定，就不畏路途遥远。建设银行将努力在新金融的道路上奋力进取。

总之，新金融已成为当代金融的最重要特征。站在历史的高点、站在社会的立场、站在未来的视域观察当代金融走向，尽管新金融在理论上有待完善、实践上有待探索，但笔者坚信，金融的宏大并不是目标，金融的伟大才值得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