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表明，银行出现问题首先是结构性问题。经营策略的浮躁，最集中的表现也是结构性问题。很多情况下是资产负债结构不匹配，或是对主营业务的背离，过度集中于高风险产品。英国北岩银行90%以上的贷款业务集中于住房抵押贷款，而资金来源则主要依赖证券化融资。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种模式既成就了北岩银行过去10年每年资产年增长20%以上的辉煌历史，也造成了其在次债危机中的迅速破产。从历史多次发生的银行危机事件来看，危机爆发表面似为突发性事件，实则事件背后有趋势，而趋势背后有结构。结构性压力的动态变化，经过渐变、量变，最后形成质变。质变是危机爆发的阶段。危机变化的动态过程，是见微知著的量变过程。很多人认为危机突发，实际是疏忽了危机因子的动态变化。企业所犯的错误中，最严重的不是一次性的失败，而是内部例行性的错误，经年累月造成的积弊，最终导致风险累积不能自拔而破产。

创新不能以牺牲结构的稳定性为前提。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式各样的创新充斥了国际银行业的方方面面，这不但促成了新的市场，也大大提升了银行的业务竞争能力。但创新并不是万能的，它并不能降低银行的经营风险，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通过高效的财务杠杆将各个行业和各个区域的风险向银行业累积，使商业银行结构的脆弱性进一步加剧。

华尔街银行的“瘦身”和“创新”，是“瘦”掉企业赖以起家和生存的主营业务（如存贷款业务），是“创造”风险性极大且不确定的新生产品（MBS、CDO和CDS）。这种结构曾几何时令华尔街风光无限而赚得盆满钵满，但也注定其经营无法经得起经济的起伏，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是明证。

边界是银行的“免死金牌”。对于经营边界的合理设定和坚守才能令银行免于破产，甚至能令结构不良的银行起死回生。摩根大通何以成为次贷危机中的赢家？在2006年10月，摩根大通在内部报告中发现次级贷款的逾期付款率以惊人的速度上升，马上选择了紧急刹车策略，并较早放弃了收益率虽然较高但潜在违约率快速增长的次贷衍生品。因拒绝承销次级CDO产品，从2005年到2007年间，摩根大通在固定收益承销业务方面的地位从第三位下滑至第六位，与此同时因预期信贷蔓延会扩展，摩根大通对公司债也开始进行对冲操作。尽管这种做法体现了保守的成分，但其在较为充足的资本状况下发展业务，提高了风险资本的收益率，打造了一张坚实的资产负债表。

根据业务属性、管理职能以及流程的不同，银行可以定义各种不同的经营边界。首先，从客观性角度来讲，可以定义客体性边界，即依靠客观计量，测算出在总体偏好指导下的风险容忍度、经济资本以及各类业务的风险限额。如果某类业务在目前经济资本占用系数、产品结构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其风险敞口达到一定规模，就必须加以控制，业务规模不能再扩大，除非重新补充资本或者调整业务结构。再如，对于操作风险而言，人员、环节过多，达到一定程度，就大大增加出现操作风险的概率，一旦接近或者达到银行可承受的临界值，就必须要调整、优化流程。

其次，从组合管理角度，可将边界分为风险管理边界和业务边界，前者主要是对总体风险承受能力和对各个组合维度（行业、产品、风险类别）设定限额，而后者则主要是业务部门在风险管理边界之内，根据全行的经营策略，设定具体业务经营中的限额。风险部门负责客体性边界的测算与计量，在客体性边界之内，应由业务部门按照统一风险偏好，安排经营活动。换句话讲，风险部门管理的边界是防止银行破产的，业务部门管理的边界是负责组织银行业务发展的。

再次，从是否可量化角度来看，银行的经营边界可分为定性边界和定量边界。定性边界主要是通过制定政策，对各个层次和各种不同的风险进行管理，比如对公信用风险政策（如贷款审批规则）、零售业务风险管理政策、市场风险管理政策等；而定量边界则主要是指总体风险容忍度、单个风险限额、各类业务限额等边界指标。定性边界是定量边界的基础，而定量边界则是定性边界的具体化。

结构决定着边界的设定，而坚持边界则能保护结构的合理性和稳健性。在定性边界制定过程中，业务发展战略、风险偏好、目标风险轮廓等因素的确定或制定，均是对银行当前经营结构或未来调整目标的具体化反映。定量边界是结构的量化标准要求，边界的制定不能脱离银行的结构。另一方面，对于边界的坚守又能保证经营结构的稳健性。从摩根大通的例子可以看出这一点。通过边界控制经营结构的偏离，最终才能避免破产。在当前金融体系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的情况下，坚持边界就显得更为重要，甚至单笔或某个业务条线的偏离也会导致银行的破产倒闭或陷入困境。远的如巴林银行，近的如法国兴业银行，这些老牌银行并非不先进，管理制度并非不完善，但就是由于未能坚守边界，最终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