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格斯节选

蒙格斯节选 | 影响社会公平的固定常量之金融因素

惟道风险研究院



1.相关文献回顾与理论探讨

在社会公平指数构建过程中考虑金融因素,其首要问题是要厘清金融因素与贫富差距和社会公平之间的关系,这是构建金融公平指数的前提,也是选取具体指标的理论基础。只有在对金融与贫富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全面分析的基础上,才能在贫富差距指数构建过程中将金融因素合理有效地纳入进去。一般来说,收入分配情况是贫富差距的最直观表现,例如刘鹤(2013)在分析两次全球大危机的共同点时就指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危机的前兆”,并将“较少数的人占有较多的社会财富”作为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所以上述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演化为金融因素与收入分配情况之间的关系问题。应该说,学界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相关研究成果也比较多,主要集中在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


所谓理论探讨就是具体研究金融因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机制、作用渠道、传导途径等。

(1)国外文献综述

国外对这方面的研究较早较多,主要集中在金融服务的财富门槛、投资决策、借贷利率等因素的分析。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认为享受金融服务存在一定的财富门槛,即享受金融服务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进而认为在经济发展初级阶段,金融发展程度较低,尤其是金融市场规模小且金融服务成本高,只有少部分人有能力支付相应成本享受高收益,穷人因无力负担高额的金融服务费用而被排斥在金融市场外,由此造成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当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时,金融发展程度较高,即金融中介规模扩大、金融市场发展完善,金融服务成本下降,穷人通过财富积累有能力支付金融成本,穷人和富人可以享受同样的金融服务及其相应的高收益,因此穷人与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减少,直至收敛到均衡水平。Banerjee和Newman(1993)基于金融发展程度对人们工作选择和投资决策的影响,指出在金融体系不发达的情况下,最初的财富安排将对以后的收入产生长期的影响,表现为穷人的初始财富少,就难以通过贷款获得足够的资金运用于投资,而只能沦为富人的工人,因此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将长期存在。但是随着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穷人贷款变得相对容易,进而也可以进行投资,因此收入分配的差距将会缩小。Philipe和Bolton(1997)基于“涓滴理论”认为金融发展开始时虽然会扩大贫富差距,但是随着富人资本的积累,市场上的资金将变得宽裕,借贷利率的下降有助于穷人参与金融市场,从而导致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减小。Ghatak和Jinag(2002)对Banerjee和Newman(1993)的模型进行了简化,指出金融发展会降低投资门槛,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有缓解收入差距扩大的效果。

(2)国内文献综述

国内对此类问题的研究则相对较少。黄泽清(2017)对此做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他首先认为经济的金融化在改变整个世界的经济结构的同时,拉大了收入差距;进而在对金融化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研究了金融化影响收入分配的三大机制,即工人内部分裂机制、食利者金融投机机制和工人消费信贷机制,通过对这三种机制的分析,都得出了经济金融化将会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最后在分析我国金融化现象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经济实际探究了金融化扩大我国收入差距的三种方式,并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2.相关实证研究

所谓实证研究主要是基于前述理论探讨,利用实际的历史数据来探讨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应该说,实证研究既有对前述理论探讨的验证,也有对前述理论探讨的质疑,并通过进一步细化指标对前述理论探讨进行了深化和补充。

(1)国外实证综述

国外关于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关系的实证研究主要基于全球的视角,通过采集不同样本,运用不同实证方法建立计量模型,得出了不同的结论。Clarke、Xu和Zou(2003)选取基尼系数、私人信贷/GDP作为变量,选出91个代表性国家,运用1960年开始3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模型,得出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存在明显的负相关的结论;并进一步指出如果金融发展加速人力资源向现代产业部门的流动,收入分配状况将趋于恶化。Beck、Demirguc-Kunt和Levine(2004)利用1980—2005年跨国数据进行研究,在解释变量中加入基尼系数的滞后项,同时关注金融发展对穷人收入的影响,发现金融发展对改善收入分配起到积极作用。

(2)国内实证综述

国内的相关研究主要基于从金融发展的不同衡量指标来探讨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的关系。姚耀军(2005)通过因果检验法等手段,对我国1978—2002年间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金融规模的扩展对收入差距有消极影响,并指出中国金融由于非均衡发展而扩大了收入差距。陈伟国和樊士德(2009)在金融规模、金融活动和金融效率等三个主要指标衡量金融发展的基础上,利用OLS和GMM回归、协整检验和因果关系检验,指出由金融不发达演变为发达,确实存在着先减少后增加的关系。吴跃(2011)通过对广西1980—2010年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均与收入差距正相关,进而认为广西处于金融发展的初级阶段。鲁春义(2014)通过引入金融化构造一个新的利润分享模型,并根据该模型分析垄断、金融化对行业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金融化与垄断程度的提高都将加剧行业收入分配差距,为此要从破除垄断、降低部分行业金融化水平入手缓解行业收入分配差距。刘思嘉(2017)选取金融发展规模指标、金融发展效率指标和城市化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实证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其中城乡收入差距随着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张而扩大,随着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而缩小,并据此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张凯妮、燕小青(2017)基于金融发展的规模和结构视角,选择2000-2015年浙江省金融相关率、金融结构、城乡收入差距3个指标构建VAR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金融规模与金融结构都会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在短期内金融规模发展会扩大贫富差距,但长期有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金融结构会持续扩大收入差距。

3.文献评述

根据对现有相关文献梳理情况看,金融发展状况会对贫富差距(或收入分配)产生影响,对影响的作用机制也进行了各种探索,并利用实际历史数据通过构建计量模型进行分析。国外的实证研究两个方向的结果都有,有的研究表明金融发展会扩大收入差距,有的研究表明金融发展会缩小收入差距。国内的实证研究结果更加复杂,这一方面是由于国内学者使用了各种不同的指标来衡量金融因素(或金融发展),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我国特殊的金融发展阶段以及国内众多省份之间不同的金融发展状况所致。


现有文献中提出的用来衡量金融因素(或金融发展)的指标包括金融相关比例、金融规模、金融效率、金融结构、行业金融化水平等。应该说,上述这些主要金融因素已经从各个角度对金融进行了描述或衡量,但部分因素之间存在重叠或交叉,例如金融相关比例与金融规模,金融相关比例是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论的核心概念,也是用来衡量金融发展的核心指标,而现有许多实证文献中的金融规模因素,也大多用金融相关比例或类似指标来衡量。再例如金融规模因素与金融结构因素,在金融规模因素中,一般会将存贷款/GDP、股市证券化/GDP、债券余额/GDP等作为衡量金融规模的重要指标,而在金融结构因素中,这几个指标又可以用来衡量金融结构因素,存贷款/GDP的值越大,说明整个金融体系中间接融资体系所占比重越大,这也反映了金融结构因素的重要方面。

4.主要金融因素分析

金融说到底是一种资源配置手段或方式,而且随着经济金融化的日益深入发展,金融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一种资源配置手段或方式,甚至成为核心的配置手段或方式。这也是金融被称为经济的核心的重要原因。既然金融是一种重要的甚至核心的资源配置手段或方式,那么到底金融的哪些方面会对贫富差距(或收入分配)产生影响呢?所以,为将金融因素全面纳入贫富差距指数构建中,有必要对主要金融因素进行全面分析,并简单探讨主要金融因素与贫富差距(或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由于如何构建金融(或金融发展)的衡量指标体系也有诸多文献进行讨论,这里就不再专门进行展开,这里只是基于现有文献提到的因素,侧重于从尽可能全面的角度勾勒出金融(或金融发展)的主要方面,为探寻具体衡量指标明确方向和理论基础。

(1)金融规模因素

金融规模反映了金融体系的整体数量情况,这也是金融发展情况的最直观体现和最初表现。根据现有文献分析,金融规模因素主要通过影响金融服务成本(或享受金融服务的财富门槛)和资金价格(降低借贷利率)来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一般来说,随着金融规模的发展,金融服务成本会由于规模效应的存在而逐步降低,穷人也可以逐步享受到相应的金融服务,同时金融规模的发展必然带来金融资源(例如资金量)的增加,由此必然带来资金价格的下降,更多的穷人也可以参与借贷市场并享受金融服务的投资高收益,从而逐步缩小收入差距。另外,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来看,金融规模因素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在规模扩大过程中金融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导致金融发展初期阶段大量金融资源都集中于城市,从而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当然,在这一阶段有政府快速推行工业化战略的目的,农村金融发展主要是为了集中农村经济资源向城市转移从而发展工业,因此导致农村金融抑制,农村金融供需严重不匹配。但随着金融规模的不断增长,资金价格变得越来越便宜,金融机构在城市地区的盈利机会越来越少,金融资源必然由城市地区向农村地区溢出,金融机构也会出于利润动机不断开展新市场新客户而逐步向农村延伸。

(2)金融结构因素

金融结构反映了金融体系内部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比例情况,在经常研究讨论中所提到的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和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其主要衡量指标就是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到底是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占主导还是以资本市场为主的直接融资体系占主导,这就是最主要的金融结构。由于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在对不同经济主体间的资源配置偏好和风险分散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性,因此二者相对比例的金融结构变化对于解决不同经济主体的融资需求问题的程度和效率也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经济部门可以被划分为资本密集型部门和劳动密集型部门,前者依靠劳动驱动,对资金需求量小,产业较为成熟,需要的技术产品可以通过进口和模仿发达国家来解决,产业的风险较小;后者以资本驱动,需要大量资金进行创新和研发来增强企业竞争力,但创新和研发具有不确定性,该类产业的技术创新风险和市场风险较高。不同的产业特征代表了不同的融资需求,对劳动密集型部门,由于银行具有强大的信息处理能力可有效进行监管且抵押和清算可以保护银行利益,有利于银行克服信息不对称,银行融资具有更高的资金配置效率;对资本密集型部门,随着研发创新的深入,为补偿风险需要支付更高的利息,并且银行审批贷款多需要抵押物,而资本市场则不同,由于其具有更好的风险分散机制和信息捕捉能力,更能为资本密集型部门提供更有利的资金支持。继续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来看,资金密集型部门多集中在城市,劳动密集型部门多集中在农村,随着金融结构从银行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对资金密集型部门的支持将更加有效和有力,从而会到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当然,不同金融结构的孰优孰劣,到现在为止并没有明确结论。而且关于金融结构因素的讨论还可以继续深入细化,例如还可以讨论债券市场融资与股票市场融资的比例问题,还可以讨论金融机构中中小金融机构或民营金融机构的数量占比和资产规模占比,还可以讨论金融机构中传统商业银行机构的资产规模占比和收入占比等等,这些都是基于金融结构的角度对金融发展的不同描述。其中,对贫富差距问题的研究而言,中小金融机构或民营金融机构的数量占比和资产规模占比有着重要意义。

(3)金融效率因素

金融效率反映的是金融体系在整体数量和内部结构的基础上所展现出来的运作效率,包括既定功能的发挥情况。与前面两个因素不同,金融效率因素更多地体现的是结果,至少从部分角度看属于结果(可称之为中间结果指标),而金融规模因素和金融结构因素更多地是对现有金融体系的客观描述。之所以将金融效率因素也纳入作为构建贫富差距指数的组成部分,是为了在客观描述的基础上,更准确更完整地展现金融因素在贫富差距指数中的作用。既然金融效率因素更多地体现的是金融或金融发展情况对贫富差距影响的结果,所以在这里就无需对金融效率因素如何对贫富差距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而只需对主要的与贫富差距有关的金融效率因素进行列示即可。按照前述分析,中间结果的金融效率因素主要包括资金价格高低(资金成本)、银行部门效率、资本市场活跃程度等;最终结果的金融效率因素主要包括小微企业获得贷款情况、小微企业进入资本市场情况、贫穷人口获得贷款情况、金融体系稳定情况等。

(4)金融创新因素

金融创新反映的是金融体系的自我创新和优化能力,尤其是对外部经济社会环境的适应能力。金融创新是维持金融体系稳定发展的前提,更是金融体系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的内在要求。其对贫富差距(或收入分配)的影响,既体现在通过创新维持金融体系稳定发展从而对贫富差距产生影响,也体现在通过创新直接对贫富差距产生影响。一般来说,金融行业遵循“二八定律”,其本质是在对金融服务财富门槛的另外一种表述。但在当前互联网金融蓬勃发展的情况下,“二八定律”逐步被打破,以前的金融服务财富门槛几乎不再存在。例如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以前不能享受金融机构贷款服务的个体或机构,现在也可以在互联网的支持下获得相应的金融服务,这一方面是互联网相关技术增强了金融机构(或者是金融服务提供机构)的信息收集分析能力与客户筛选能力,从而导致金融服务范围的扩展;另一方面是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使越来越多的个体能够比较低成本地接触或享受到相应的金融服务,并不再受到以前财富门槛的限制。这种创新的结果,一方面使以前不是金融服务对象的穷人被纳入金融服务的范围,另一方面使以前不是金融服务对象的穷人可以低成本地参与到各种金融服务交易中,所以必然带来贫富差距的缩小。目前,传统金融体系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冲击,其自我创新和优化能力显得越来越重要,所以在此单列出来进行说明。

5.指标数据选择情况

本部分主要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选择构建金融公平指数的指标,并结合数据收集渠道情况探讨数据的可行性。

(1)金融规模因素

为增强数据的可比性,金融规模因素指标均采用戈德史密斯金融相关比例的思考,用相关金融资源规模除以当年GDP。具体来说,可选择的指标包括M2/GDP、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GDP、股市证券化(股票市值)/GDP、债券余额/GDP、社会融资总规模/GDP。这些指标分别体现了货币资金、银行存贷款、股票市值、债券余额、社会融资总规模等相对于当年GDP的比例,既有对主要类别金融规模因素的衡量,也有对整体金融规模因素的衡量,例如社会融资总规模。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与数据时间序列长度,选择1991-2014年的股市证券化/GDP和债券余额/GDP的指标。

(2)金融结构因素

金融结构因素是对金融规模因素的细化,考虑到金融结构因素对贫富差距的影响,重点选择三类主要金融市场产品余额在整个社会融资规模中的占比来反映金融结构,即用银行、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的产品余额除以当年社会融资总规模,这也是区分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和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基础。为了进一步体现金融结构因素对贫富差距的影响,还可以选择更为直接的金融结构因素指标,包括中小金融机构贷款规模占比(即中小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全部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余额)、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农贷款规模占比(即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由于结构因素涉及更多信息,数据取得相对困难,所以在此并未选取相关指标。

(3)金融效率因素

从中间结果指标来看,资金价格或成本可选择存贷比差价(即存贷款利率差),银行部门效率可选择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成本收入比,资本市场活跃程度可选择股市换手率。从最终结果指标来看,侧重于选择小微企业和扶贫贷款情况,具体来说可选择小微企业申贷通过率、小微企业贷款占比、小微企业股票市值占比、小微企业债券余额占比来反映小微企业享受的金融服务情况,可选择扶贫贷款占比来反映金融机构改善贫富差距的努力情况,金融稳定情况可选择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和股票市场股价波动率。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与数据时间序列长度,选择1991-2014年的存贷比价差和股市换手率两个指标。

(4)金融创新因素

根据前面的分析,金融创新因素可选择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来反映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程度和效果,可选择商业银行IT技术投入占比来反映商业银行对IT技术的重视程度及未来的创新潜力,可选择互联网金融规模占比(即互联网金融融资规模/社会融资总规模)来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总规模中利用互联网的情况。考虑到数据取得相对较为困难,所以在此并未选取相关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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